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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参与 2023年天津市健身大拜年主题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中新网天津1月18日电 (张少宣 崔景圣)18日,2023年天津市健身大拜年主题系列活动在天津市北辰区正式启动,现场数千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天津市各区分会场累计参与人数过万。

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

  “2022年,天津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修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累计新增1100余处。并成功举办了第十五届市运会、第二届社区运动会等,各层级赛事活动达770场次。组织科学健身指导近百项次,累计18.4万人参与社区运动会。”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李珊在采访中说道。

  活动中,天津女排运动员杨艺发出全民健身倡议,倡导大家树立健身理念,形成锻炼习惯并掌握科学健身方法,每天健身一小时。出席和嘉宾为天津市第二届社区运动会优秀组织单位颁发奖牌,激励全民健身进一步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

  随后,现场活动进入高潮。威风灵动的龙狮在与会嘉宾点睛后舞啸九天、龙腾狮跃。室外场地中,大鼓、高跷、龙狮、足球、飞盘项目齐齐上阵。室内排球之城、冰雪运动、篮球主题活动馆的健身指导、专项技能展示、表演赛丰富多彩,趣味运动、传统运动、新兴时尚运动呈现多元化。

  现场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及专业运动员的参与和指导下,现场领导与群众互动交流。“在兔年即将到来之际,能参加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体验体育运动的乐趣,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天津市北辰区荣雅园社区72岁的老人刘建臣在毽球活动间隙对记者说道。

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群众在启动仪式现场进行各类展示活动。 张少宣 摄

  场内体育活动热火朝天,场外独具特色的全民健身项目展演、民俗年俗表演、休闲时尚健身项目体验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据悉,农历兔年新年期间,为满足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追求文明健康绿色科学生活方式的需求,丰富留津就地过年群众的节日生活,天津市还将举办各类体育健身活动,届时部分体育场馆也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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